为什么供港食品安全率能达到99.999%？
近日，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，经其检验检疫的供港食品连续20年零事故。
在2012年6月，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也称：“香港食品主要依靠内地供应，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.999%，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难得的。”
保证供港食品的绝对安全，一直被视为“政治任务”。2008年，时任蒙牛乳业首席财务官（CFO）的姚同山，在香港对港媒表示：“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，保证比内地的产品质量更好、更安全。”此言一出，舆论大哗。
相比之下，近年内地的食品合格率只在90%左右。供港食品安全率为何能达99.99%？网易称，香港食品安全集中监管模式与更高的安全标准，也倒逼供港食品提升了安全系数。而反观国内，如果没有足够财政投入保障，供港食品监管体制难在内地复制。
一、供港食品安全是“任务”，投入不计成本。
1、主抓供港食品安全工作
据统计，目前香港市场95%的活猪、100%的活牛、33%的活鸡、100%的河鲜产品、90%的蔬菜、70%以上的面粉都由内地供应。保证供港食品的绝对安全，一直被视为“政治任务”，国内供应港澳食品工作也一直由分管商务部的副总理主抓。
可以说，在内地多年来几乎成为食品安全“灾区”的情况下，正是因为不计成本的国家补贴和前期投入，尤其是行政资源的大量投入，才保证了供港食品的安全奇迹。在此情形下，国内一家供港猪场内，种猪每天可以享用两个鸡蛋，哺乳期的母猪能喝到鱼汤。
事实上，国内质检部门一直对供港食品安全“紧绷着神经”。据广东检验检疫局官员透露，自发生湖南毒大米事件后，广东局要求分支局全面检测重金属，特别是广东供港食品中有米制品，故要求对原料大米检测镉含量。据了解，该局每年对供港食品实施细菌、病毒、农兽残、重金属、乙类兴奋剂等近百个项目风险监控和检测。
供港食品的超高安全率令内地人羡慕。
2、供港蔬菜基地多设在非工业区内，从源头避免了污染
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全国备案的供港蔬菜种植基地有767个，面积76万余亩；备案的供港蔬菜生产加工企业237家，主席分布在广东、云南、海南等22个省份。网易梳理发现，供港蔬菜基地选址严格，大多位于无污染、少开发的原生态地区，从源头避免了风险。
从2007年4月1日以来，供港蔬菜生产必须基地化，种植基地一般要求土地固定连片，土壤和灌溉用水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，周边无影响蔬菜质量安全的污染源，有农药残留检测能力。相关机构还对基地施行年检制度，年检不合格的要求整改或取消供港澳资格。比如近年多个供港蔬菜基地因查出重金属污染而被取消资格。
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网站曾介绍，广州一家种植面积2500亩供港蔬菜基地，日产有机蔬菜８吨左右。该基投产于2003年，位于广州母亲河——流溪河的源头区域：山林茂密，优质天然泉水清澈充沛，空气自然清新，无任何工业污染，保持着原始的生态环境，是有机种植的理想之地。
位于超市里的供港蔬菜。
二、香港食品监管模式与安全标准倒逼供港食品“更放心”
1、学习香港模式内地对供港食品“集中监管”
当下，国内的食品安全，由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国家质检总局、农业部、卫生部、工商总局和商务部等分管；号称“九龙治水”，实际上却管得一塌糊涂。而对于供港食品，则设立了独立的监管体系：从生产、运输到出关，全程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监管；商务部只配合做供港食品生产基地备案与资质审查。
这一做法，正是借鉴了香港对食品安全“集中监管”的经验。2006年5月，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了食物安全中心，由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管辖，全权负责食品安全，由于职责明确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中山大学硕士论文《供港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研究：以深圳为例》披露，访谈中深圳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表示，之所以供港食品如此保险，是因为一条龙检验，从“注册、监管”实现一条龙服务，堪称无缝隙监管。但这种监管成本入不敷出，检验人员多为精力透支。此外，对供港食品安全方面，“大家坐在火上口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诚惶诚恐。”
2、香港食品安全标准倒逼供港食品更加安全
事实上，由于香港对食品农药残留、重金属污染等均实施了高于内地的安全标准，进一步倒逼供港食品提升安全系数。
2014年8月1日，香港历时5年制定的《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》实施。该标准极为严格，对584种（类）食品农产品中的360种农药制定了7083项残留限量标准。浙江检验检疫局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王志刚认为，虽然香港《规例》最大限度采纳了内地农药标准，但仍有86%左右的限量标准内地没有制定，从而导致供港食品农残超标的风险大大增加。此外，香港的农药残留标准甚至严过日本，以西兰花为例，这次香港《规例》要求农药吡虫啉的残留含量限值是0.5PPM，要求比日本足足提高了10倍；为保证浙江供港西兰花符合香港安全标准，当地已要求西兰花农药不再选用含吡虫啉等农药，而采用香港《规例》要求相对宽松的氯虫酰胺和噻虫秦。
三、没有足够财政投入保障，供港食品监管体制难在内地复制
1、内地食品安全工作经费往往不能充分保障
国内食品安全研究人士多认为，供港食品安全的独立监管体制，依赖于大量财政投入与足够的监管人员；相比之下，国内不少蔬菜批发市场只能对进行个别农药残留的速测，无力购买动辄数百万元的重金属含量检测设备；监管检测机构也只是进行个别抽检制，抽检率远远低于供港食品
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博士钟凯介绍，供港食品要实施大规模的监测、监督、流通等工作，这种支持如果不能持续地由政府无偿提供，则成本需要由居民承担，最终销售价格会迅速增加。
供港生鲜与内地生鲜售价对比（图片来自《财经》）。
湖北一名基层食品安全检测人员也曾撰文称，内地食品安全工作经费往往不能充分保障，巡查及检验检疫“缺米下炊”；人力不足，一个十几人的县级食药监局要监管一两千家餐饮单位，一个五六人的工商所要监管几百家食品店，往往力不从心；人员素质不高，难以胜任一些有技术含量的快速检测工作。
2、国内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迟迟未有突破
为实现供港蔬菜全程监管，近年粤港联合开发了供港蔬菜电子卷标监管溯源系统，确保供港蔬菜安全和溯源追踪。网易《热观察》注意到，食品可追溯体系被公认为是预防食品安全风险的“有力武器”，国内一直有学者在呼吁推进，却迟迟未有大的进展。
一个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能够理清生产环节各相关主体的职责，明确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各自的责任，并能有效处置、追踪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，正确定位问题责任方，从而建立有效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。
但在内地全面推行可追溯体系还需要解决成本谁买单的问题；此外，不同部门的追溯代码不一致也易造成“混乱”，比如农业部门的条形码和商务部门规定的条形码不完全一致，可能出现一件商品有几个代码，给追溯过程带来障碍。
